社论
甲流防控起码应该消除公众疑虑
  广州有市民希望做甲流检测，接连被数家大医院拒绝，理由含糊。终于有医生透露谜底：不论甲流和普通流感，只要是轻症，治疗方式相同，所以没必要化验。对此，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承认这确实是防治原则。他认为筛查甲流成本大，不值得，而且样本太多，机器忙不过来。广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表示，每周都会监测流感样本中有多少甲流，进行态势评估。记者调查发现，广州多数医院都不筛查甲流，哪怕患者提出要求，多家大医院都不对发热病人进行甲流筛查。不少市民因此质疑，甲流筛查检测存在漏洞。
  这就是当前甲流防治中的真实情况，有关部门一直没有主动宣示这条要求医生执行的接诊规则。而卫生官员所持的观点势必影响万千民众的健康安全，其理据经不住推敲，是在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地方作辩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在纵容疫情，存心怠慢的政府责任比甲流更让人担心。
  公众对疫病的防控热情比官员更高。检验是否患有甲流的成本不用官员操心，“没有必要”、“不值得”之类的说法让人生疑，令防控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其实，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有关部门对甲流第二波估计不足，投入不力。大半年下来，实验室的技术力量没有得到补充，以致捉襟见肘，远远不能满足民众需要，所以不得不强行压制需求。
  门诊的筛查挂一漏万，难免影响疫情监测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民众身处这样的局面下，的确可堪哀怜。既然现时的流感多数是甲流，可又不能及时通过化验排查和排除，人心自然惶恐。社会恐慌与实验室的拒斥互为因果。公众只能等待：无病的等待着不被感染，患病的等待着不是甲流，甲流患者等待着轻症转为重症。这就是不力防控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有关部门收缩了给予安全保证的愿望和付出，人们被迫等待一种疫病的降临。
  上周全球至少500人死于甲流，因甲流死亡的人数增加到670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挪威发现甲流病毒变种，英国还发现一株对特效药达菲有抗药性的甲流病毒。尽管世卫相信目前使用的防治药物仍有效，不过病毒显然在迅速变化中。若想防控体系有能力抵抗病毒进攻，亟待将防控移至民本位。以变应变才有胜算，现行的甲流防控要做全方位的改进。
  有关部门在甲流防控上不敷情势所需，并非广州独有，其他省市的状况大致相同。问题是，提高甲流防控的效率要如何摆脱令其委顿不振的原因呢？难道仍要像SARS那样，不得不付出大量的生命代价才迷途知返吗？卫生部虽说要派员检查甲流报告中的不实问题，对如何检讨数据背后的防疫框架则不见提及。隐秘的防治规则如今被曝光，政府如何做关系民众如何生。
  早前钟南山说：“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回应说：“他(钟南山)说的我也不信。”质疑与回应间落差巨大，让公众无所适从。逞口舌之利，不在部门官员的职守范围。最该反省并纠正的，是防治中对民众设防而对甲流不设防的危险做法。因为这不是可以隐瞒真相的时代，因为所急的是人命。


街谈
难道不鼓励正常家庭生活了么
  广州的天气转换太快，一个月前空调还在制冷，这几天已经要制暖了。原本以为冬天可以省点电费的，看来没什么指望了。说到电费，这短暂的寒流还不可怕，可怕的是电价又涨了：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自本月20日起，全国非民用电价每度平均提高2.8分。此起彼伏的公用事业涨价风潮，终于轮到电了。
  这次上涨的虽然只是非民用电，但因此造成的工业、服务业成本上升，最终还是会落到消费者身上。而且，虽然“居民用电暂不调整”——中国人都知道，“调整”99%的情况下等于上涨，但“不调整”也是暂时的。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曹司长表示，目前居民用电存在不公平现象，浪费较为严重，因此，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实施阶梯式电价改革，居民用电将分为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用电、正常家庭生活用电和奢侈型用电。其中，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用电拟规划每户每月87度，超过这一数字将逐层调升电价。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常家庭生活用电也是要承受惩罚性高价的，是不是可以说国家不鼓励正常的家庭生活呢？空调是家庭用电大户，以本人的经验，夏天长时间开空调，用电肯定是远超87度的。如此看来，在炎热天气超过半年的广州，使用空调属于奢侈型生活方式，家电下乡产品目录里应该迅速将空调去掉——怎么可以以财政资金支持奢侈型生活方式向农村地区渗透呢？以87度作为阶梯起点，摆明了就是要大面积涨价嘛！
  此番“调整”电价的原因，据说是因为电网亏损，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亏损161亿元。说到两大电网公司亏损，我想起了一个新闻：前段时间，美国新泽西州的三个城市市长分别因受贿2.5万美元、1万美元、1万美元被捕，全美哗然，该案被称为“美国最严重的”、“特大腐败案”，新泽西州州长说：“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有网友跟帖说：中国人都笑了。
  看看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电网公司大楼，看看“抄表工年薪12万”的新闻，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电网公司的经济情况如何。当然，办公室漂亮、员工福利好不等于企业就不亏损，相反，它们本身可能就是企业亏损的原因，用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的话说，就是“一些垄断行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取的高额利润相当一部分转化成本系统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发改委官员的讲话，令人信服的不多，这句话却深受群众认同。
  而在电价上涨的消息发布后，马上就有电力行业分析师测算，2010年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公司收入将因此增加730亿元。对于这两家公司，亏损还是盈利，决定性因素似乎不在技术，不在管理，也不在整体经济环境，而只在于发改委是否愿意帮忙“调整电价”。
  北方刚刚遭遇历史罕见的暴雪袭击，南方也被强冷空气折磨得够呛，在这样的自然重压之中，还要听到电价上涨的消息，真的是雪上加霜，寒气逼人。 □子强


推荐
垄断性国企不能忘记公共责任

  近日，重庆、武汉、杭州、合肥等多个南方城市出现天然气荒。中石油称，气荒是气候原因所致，由于北方出现罕见的大雪和冰冻，不得不减供长江以南部分城市。但也有业内人士称，气荒与垄断有密切关系，且不排除石油巨头借此向政府定价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其调价的意图。
  目前，国内天然气供应市场的上游是高度垄断的，主要就是中石油、中石化这两大巨头。而天然气的终端销售价格，则由政府定价。近段时间以来，两大天然气巨头认为目前的价格不合理，已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政府定价机构调高天然气价格。但政府基于种种考虑，尚未调整。根据中石化原计划，今年9月份“川气东送”实现局部通气，年底全线贯通。但到目前为止，中石化仍然未与下游燃气公司签订购销协议。
  中石化内部人士坦率指出，如果价格不理顺，相关单位发展天然气的积极性就不会很高。今次的气候因素，正好给了天然气巨头们向政府定价机构施压的好时机。事实上，这些年来，这类故事曾上演过多次。每一次，在垄断巨头们认为价格不合理时，就会出现油荒、气荒或电荒。
  巨头们的理由听起来蛮有道理：政府定价太低，企业赔钱，凭什么要增加供应？这样的理由如果出自竞争性私企，或许有道理，但出自垄断性国企，就不能成立。
  第一个原因在于，竞争是一种发现程序，其中包括发现价格。一件商品的价格不是由成本决定的，也不是由供需决定的，而是由处于市场过程中的供需双方的预期决定的。当一个行业处于垄断状态，人们无从发现可信的成本，更不可能发现最低成本。垄断者对外宣称某个价格不足以覆盖它的成本，其公信力自然非常低。
  第二个原因在于，人民之所以同意政府拿纳税人的资金，用于投资设立国有企业，就是为了让国企能给自己带来私企所不能带来的便利，比如，维持某种产品和服务的低廉价格或普遍的、不间断的服务。为达成这一目的，人民进一步同意政府授予它们以垄断权，禁止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侵蚀它们的市场份额。于是，垄断的国企享有双重特权。
  为此，垄断性国企必须回报民众，比如，在某种特殊时期，哪怕价格不合理，也必须保证服务，这是其道义、政治与法律责任。但就在寒气逼人之际，由垄断性国企供应的天然气却减少了。这就证明了，民众当初同意政府设立国企并授予其垄断权的目标，被这些企业忘记了。此时，政府监管机构应当敦促天然气巨头们立即记起自己的公共责任，增加供应，或者立即取消其垄断地位，引入多元竞争主体。
  这也向政府、全社会提了一个醒：国企同样是追逐自身利益的自利主体。更为糟糕的是，像天然气巨头们一样，这类企业很容易形成默契或公开合谋，对监管机构或定价机构施加压力，甚至出现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俘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监管机构或定价机构，服务于它们的特殊利益，而完全忽略自己的公共责任。
  不论是从价格角度，还是从保障供应、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政府相关部门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打破天然气行业及其他能源行业的垄断格局。竞争能降低价格，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竞争性市场才是公众利益的最佳保障。
(本文系新京报11月21日社论)

批评/回应
谁来决定城市需要的秩序
  昨日社论针对广州天河区城管遭袭一事，提出城市管理必须警惕一种简单化的思维，那就是以为除了暴力之外，再无化解城管困境的途径。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要找到解决之道，还须认清城管与游商之间暴力事件频发背后的逻辑，找到病源方可对症下药。
  街头摊贩并非中国独有，但流动摊贩由简单的城市管理问题一步步上升为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在世界上恐怕并不多见。有识之士经常会搬出国外解决此类问题的锦囊妙计：诸如区域管理、定时定地举办跳蚤市场等等，但在国内，面对数量庞大的急需拥有合法身份的游商，上述办法均不曾实施。原因何在？
  城市管理者的行政逻辑是讲求秩序。秩序是权力的重要特征，这一思维渗透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整齐划一的街区、统一亮丽的绿化、工整宏大的广场等等。然而，秩序需要坚实的基础支持，保障和实现自由才是秩序的本质要求，这也是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目前，我们在对待游商的问题上，恰恰忽视了这一基础，由于政府的权力秩序意识太强，城市管理始终在维持着一种“压力—稳定”性的秩序，无证摊贩们的生存空间一再被挤压。
  由于城市管理方与无证摊贩的力量完全失衡，双方毫无谈判、博弈的基础，管理者可以为所欲为，游商们只能被动受制。体制性暴力的滥用必然导致弱势群体的愤恨。当“猫捉老鼠”的游戏玩到尽头，双方没有了闪躲回避的弹性空间，“老鼠们”自然会产生违背和破坏现有一切秩序和规则的强烈意愿，以直接性暴力的方式实行报复。无论是城市管理人员，还是无证摊贩，何尝不是权力秩序思维的牺牲品？
  权力没有自省，权利则难以保障，城市管理就无法找到“平衡—稳定”的秩序。出路在于，政府应该意识到摈弃权力秩序的思维，找到市民和游商都能接受的公共秩序。无证摊贩占道堵塞交通、污染城市环境，倘若损害了公众利益，不要说城市管理者不答应，市民也无法容忍。但街道旁、广场上有序的摊贩经营，则是方便市民、扩大就业、服务公众的有益经营行为。权力秩序和公众秩序的界限如何划分，需要真正的公民参与。
  公民才是城市的主人，我们脚下的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秩序，应该由市民、游商、政府等各方共同决定。而目前，游商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并引发了公众对城市管理者普遍的不满情绪，关键在于管理者越过这一环节，使用手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忽视游商和市民的利益，维护所谓的“城市秩序”。城管与游商的和解之道并不难找，关键看权力是否有自缚手脚的谦卑与诚意。          □鲍臻

来信/来论
何时告别“带血的煤”
  本月21日凌晨2时30分，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据当地居民说，井下爆炸时地面震感强烈，事故现场周围20米范围内的建筑物受损，玻璃全部震碎，可见爆炸威力巨大。而在凌晨1时37分，新兴煤矿调度室就已接到井下瓦斯报警，及时组织当班工人疏散，共有389人安全升井，否则后果更加惨烈。
  资料显示，该矿为原国有重点煤矿，高瓦斯矿井，生产能力为145万吨/年，事故原因初步确认为瓦斯突出。按照常规思维，该矿安全设施、管理水平都应该大大好于民营老板经营的小煤矿。根据相关规定，高瓦斯矿井必须安装瓦斯监控系统，有严格的井下作业规定，瓦斯浓度须在绝对安全范围内，人员才能入井作业，那么该矿为何突然间瓦斯突出，引起爆炸，酿成惨祸？有无安全管理不细致、不扎实、不到位、违规操作等问题？有待深入调查。
  众所周知，煤矿属于风险性大、死亡率较高的高危生产行业，近些年接二连三的矿难让国人心痛，为人们带来光明与热量的煤，总是背负着矿工生命的悲哀。为遏制“带血的煤”，国家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多管齐下，包括关停非法小煤窑、强化安全管理、科学治理瓦斯等整治矿难，但事故恶魔仍在肆虐。
  窃以为，煤矿作为高危行业，减少事故概率的最有效手段是时时刻刻绷紧安全弦，但恰恰在这个关键点上，一些煤矿很不重视，甚至置若罔闻，出了事故，上级抓整顿时紧一阵，风头过后则事过境迁。而忽视安全投入与管理的最直接原因是经济利益作祟，如近段时间随着经济复苏，冬季来临，发电用煤骤增，煤炭开始度过金融危机时的“冬眠”，变得热销，价格看涨，少数地方又将安全置于脑后，不重视瓦斯防治，超能力超标准采煤等，这极易引发矿难，必须坚决制止。
  鹤岗矿难再次警示我们，遏制“带血的煤”必须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的管理思维，安全弦一分一秒都不能松弛、懈怠。这种严格管理思想与措施不仅要被管理层牢记，更要渗透到班组及井下每一个工作面、每一个作业层、每一个角落，为每一个矿工熟记于心，落实于行动，这样安全生产才有切实保证。         □尹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