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 之张千帆专栏
假如换一种方式“钓鱼”
上海闵行区“钓鱼执法”受到社会一致声讨，法院已经在没有悬念甚至没有实质性辩论的情况下判决原告胜诉、“钓鱼”违法。最近，深圳社保局又涉嫌“钓鱼”，执法人员假扮患者用他人就诊卡就医，并整治了18家不核卡的定点医院(见《深圳“钓鱼”展现的法治意识和公众阴影》，《南方都市报》11月20日)，使这个名词再次成为热闹的话题。一时间，“钓鱼执法”似乎成了违规执法的代名词。其实，“钓鱼”未必一概违法，是否合法则要看钓的什么“鱼”和怎么“钓”的鱼。
要证明“钓鱼”可以合法并不难，不少法治国家都存在“钓鱼执法”现象。譬如美国不少地方规定只有成人才能进入色情影院，而这些影院只有在核查观众的身份证并确认其达到年龄之后才能放行。为了保证影院老板遵守规定，“钓鱼执法”就来了：警察雇几个未成年人去影院，如果影院为了牟利或出于疏忽不核查也不阻止，立刻就成了钩上之“鱼”。同样，几乎所有的州都规定只有达到法定年龄才能买酒，如果超市或酒店不核查身份年龄就任其把酒拿走，完全可能成为“钓鱼”对象。有时，我们也在电影上看到女警察假扮妓女，勾引嫖客上钩，如果这一幕在中国上演，又不知会引发怎样的社会议论……无论是哪种情况，“钓鱼”确实只是一种正当的取证方式而已。
因此，“钓鱼”是可以合法的，而合法“钓鱼”有几个共同点。一是目的正当，也就是“钓鱼执法”确实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执行合宪的法律或合法的规定。如果真实目的是为了警察自己敲诈勒索，那么动机显然不正；或所谓的“打击黑车”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垄断行业的既得利益，那么所执行的规定本身就违背了公共利益，虽然表面“合法”，其实只是黄宗羲所说的“非法之法”。如果属于这些情况，那么有关部门只是在“钓鱼”，而不是在执法，或即使执法，所执行的也是侵犯公共利益的“非法之法”。由此衡量，“钓鱼”执法的目的首先成问题，“打击黑车”的正当性也大可商榷。
二是手段合理，也就是“钓鱼”作为一种执法手段必须能合理实现正当的法律目的。如果所采用的“钓鱼”方式并非有效的执法手段，真正的“鱼”钓不上来，甚至“钓”上来的都是合法良民，那么即便目的正当，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以上列举的雇用未成年人进入成人影院或去商场买酒都可以算是合理“钓鱼”，而“钓鱼执法”抓黑车之所以受到一致声讨，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不只是不合理，而实在是太恶劣了，简直就是在设局陷害还有善良之心的公民。当前，中国的社会道德本来就已经是一种稀缺资源，很多人都害怕救人不成反被栽赃索赔而不愿意出手相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再用这种方式“钓鱼”，引起社会质疑乃至责怪岂不很正常？不合理的“钓鱼”方式不仅不能促进正当的法律目的，反而是进一步损害公共利益的祸首。
三是手段必要，也就是“钓鱼”应仅限于不“钓鱼”就无法执法的少数情形，即便在法治国家也应少用慎用；只要可通过正常手段有效执法，就不应采取这种非常方式，尤其不得通过“钓鱼”诱导公民违法。这是因为“钓鱼”本身让政府扮演违法者的角色，通过违法的形式实现合法的目的，因而一不小心就可能“弄假成真”，为公权力的滥用创造机会。“钓鱼”对执法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钓者”必须能够拒绝“钓鱼”带来公权私用的腐败机会；如果这个条件满足不了，即便必要也不能采取这种手段，否则只能像闵行“钓鱼”那样为害良民。因此，同样是“钓鱼”，在法治国家可能是有效执法手段，但是到了法治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就成了陷害公民的圈套，各地必须根据“国情”量力而行。也许闵行“钓鱼”的初衷并不错，之所以一用起来就出大错，都是因为决策者没有充分考虑执法者素质这个基本“国情”。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情”就是农民多、素质低，似乎永远停留在康梁那个“制度未立、民智未开”的年代，所以不适合照搬西式选举或司法独立之类的东西。我同意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有自己“国情”，但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自我贬低。恰好相反，我认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不是人民素质低，而是执法者素质低和公权力不受有效控制，因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这层因素。闵行钓的“鱼”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它选择的对象是生活在社会下层、背着违规黑锅因而只能默默辛苦谋生的“黑车”司机，而不是有权有势的政要、老板或哪怕是高级白领。掌握公权力的决策者当然不会钓自己的“鱼”，那些有足够实力和“钓者”讨价还价甚至称兄道弟的当然也不会成为“鱼”。这样一来，“钓鱼”成了一门相当有选择的艺术；弄不好，普罗大众的公共利益反而成了公权力钩上之“鱼”。
总之，“钓鱼”未必一概违法，具体情况须具体分析，譬如深圳“钓鱼”的性质似乎就和上海不同，是否合法仍有商榷余地。既然如此，公众也没有必要一概反对“钓鱼”。我在想，假如换一种方式“钓鱼”，假如钓的“鱼”不是小老百姓，而是像上海陈良宇、江宁周久耕、郑州逯军那样“雷人”的官员，社会不但不会反对，恐怕连拍手还来不及吧。
 (作者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美国来信 之唐昊专栏
没有就业机会的经济复苏
最近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失业率已经攀升至10.2%，达26年来最高，超过经济学家预期。此前，美国经济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3.5%，结束连续4个季度下滑态势，已经出现增长势头。
为何良好经济指数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大量工作岗位？这个问题在媒体上被反复讨论着。经济学的解释是：即使经济在复苏，就业市场好转也要滞后一段时间。但如果不是从宏观经济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问题却非如此简单：如今美国失业率的高企在很大程度上更应归结为经济结构和市场权力的失衡。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经济数据全面好转，对就业的促进也相当有限。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联系被破坏的年代。
21世纪初新技术革命在市场上的开花结果，要归功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新的融资模式带来高科技产业的炫目增长。金融业与新技术的结盟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尽管高科技泡沫旋即破灭，但却造就了巨额的积累和空前强大的金融业。在缺乏技术支持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迫不及待的金融业选择再次与房地产等结盟，创造了新的巨大财富，当然，这个泡沫财富也随着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破产而破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经济繁荣期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极不平衡。在有百多万人迈入百万富翁行列的同时，数千万劳动者的收入并未明显提高，未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即使在2003年前后经济持续繁荣的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也并不低。高增长、低通胀、高失业、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繁荣。而今所谓“经济危机”时期的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不过是以前繁荣时期的翻版而已。因此，更加接近真实的描述是：是经济的结构和市场权力，而非经济增长的速度，成为高失业率的真正原因。那些处于经济格局的边缘、远离市场权力的行业和劳动者，注定要被高速运转的经济车轮所淘汰，经济危机进而加快了这一进程。在这些行业里，许多就业机会失去了，就可能一去不返。
奥巴马此前强调，政府已将美国经济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现在工作重点将从刺激经济增长转向增加就业岗位。但问题是，美国还有进行这种选择的能力吗？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失业的重灾区多是行业链上游，如采矿、建造、汽车、家具家电、零售业等，而新增就业机会更多地集中在教育医疗以及政府部门。很明显，原有的经济结构并未因危机而调整，原有的金融等优势产业依然得到最多的帮助和最大的复苏机会，而那些可以增加就业但无法轻易扩张资本的制造业等部门却在危机中被以更快的速度挤出了市场，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大幅缩减。这种情况将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形成威胁：萎缩的就业无法成为支撑消费反弹的力量，必然会拖慢经济复苏的脚步。为帮助失业者渡过难关，美国国会本月5日通过法案，大约200万领取失业救济的美国人得以在原法案年底到期后继续获得14周救济，失业补助金约为每周300美元。在失业率超过8.5%的州，失业者的补助申领可再延长6个星期。但这个消息理应让人们更为心酸，而不是更为鼓舞——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一定技能、愿意努力工作的人群成了被帮助的对象，而不是被需求的对象。实际上奥巴马政府的救市举措，一开始目标就是增加工作机会，但效果很差。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责任，而是整个经济结构的走向使然。
振兴实体经济看起来是一个能够让经济增长和就业获得双赢的选择，内生的经济增长能换取就业岗位的实质性增加。奥巴马最近多次强调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无疑是有远见的，但问题是他能不能做得到？目前全球大量资源配置到了消费和金融领域，挤占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所需的资源。直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技术或体制的创新，既能增加就业岗位，又能带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甚至可以更加悲观地预期：这次危机将强化原来经济结构中的资本、技术和政府优势，而进一步削弱劳工、弱势群体的影响力和资源，强化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所造成的危机性后果，也越来越难以被金融创新和转嫁外国等举措所化解。高企的失业率意味着：普通劳动者在繁荣时期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萧条时期却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经济发展中的致命毒瘤，不但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现在是对曾经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道路进行整体反思的时候了。新的制度安排要求将是：市场权力必须被重新公平分配；资本游戏的获利必须被限制；制造业和劳工的贡献必须被强调；自由竞争和机会均等必须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落实；自由竞争和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加以保护。至少不能像今天这样：金融的主要目的是赚快钱，而不是为经济和技术进步服务。
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复苏也正走美国的道路，所不同的是，美国在世界经济的融资和消费端，中国则在产业链的生产端——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表明，这是更脆弱的一端。除此之外，美国可以在民主政治的支持下强化对市场化道路的反思，以及对华尔街的贪婪的限制，而在中国，不但缺乏这方面的防火墙，甚至除了国有、私营、外国资本的疯狂获利之外，政府部门也通过控制金融和介入市场而获利颇丰。无论如何，政治权力对经济的不公正介入，都必须加以反对。只有改变目前这种利益集团过度掌控经济政策的局面，实施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之后才谈得上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一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此举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即将走向死结的年代，这个举动显得特别意味深长。
  (作者系旅美学者)
■天下论坛之程亚文专栏
世界粮食危机中的中国机遇
世界粮食峰会16日至18日在罗马召开，在此之前，世界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分别举行了一天绝食行动。这次会议再次使人们意识到粮食短缺和饥饿问题的严重性，粮农组织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每6人中就有1人面临饥饿问题，今年全球饥饿及营养不良人口预计达到10.2亿人的新高，而受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水资源缺乏等因素影响，在世界人口仍在增长的同时，全球粮食增长却面临强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粮食价格前年以来已上涨一倍。这给很多后发国家造成的影响，不仅将是粮食危机，而且是社会和政治危机。
粮食危机将要加剧的前景，对中国又有什么启示呢？首要的事情恐怕是筑好自身的粮食安全篱笆，要把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解决在国门之内，中国一旦发生粮食危机，那连上帝也想不出好办法，这是由目前的世界政治状态决定的。中国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致力于帮助欠发达国家缓解粮食短缺，将中国的慈善事业走出国门，从而在国际社会积累更多道义、赢得更多支持。粮食危机对中国提升国际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实际上是一个好机会。
以粮食援助为重点，花大力气发展对外援助，首先是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国家能力。经过60年持续不懈的国家建设，中国国家实力与1949年刚刚建国时相比，已经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在全球经济总量排名中，2008年底中国已跃升至世界第3位，虽然从人均国民财富来看还谈不上富裕发达，但比起很多发展不足的国家却又绰绰有余。至少13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如今已初步得到解决，而相形之下，不少国家还在为其民众的衣食而日夜忧烦。在以余粮周济他人、帮助贫困后发国家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基本生存方面，中国可以也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应做好对外援助，还是中国文明复兴的内在需求。中国复兴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武力强盛和科技发达，同时还要以德性生成、伦理更新为升华和标志。中国古代曾经长期是以文明体的形式而存在，“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的基本追求。中国古代所形成的朝贡体系，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取之少、予之多，对外来朝贡者多不怀对等交换之心，而是尽量照顾来朝者的经济政治需求。这才在很长时间内奠定了中国作为东亚世界中“仁慈的兄长”的至尊地位和无上影响。中国目前在不少后发国家中的号召力，很大部分则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积累下来的，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但还是从牙缝里挤出大量钱物支援同为“贫下中农”的亚非拉后发国家，与这些“难兄难弟”共同发展。
在经历1978年以来着重从经济层面参与世界的历史阶段后，中国未来应加倍重视的，乃是从伦理德性层面参与世界。世界不仅仅是一个权势世界，也是一个道德世界。只有权势争夺而没有正义与慈悲累积的世界会是混乱世界，世界有序性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世界伦理德性的增长。实际上，即便是弊病丛生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也有它的伦理道德根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乃与发源于中欧的新教伦理大有关系，在这种崇尚节俭和注重现世创造的希伯来精神影响下，新教徒们不仅节俭敬业、创造财富，而且热衷回馈社会、善济贫弱。这也就是欧美国家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慈善事业，长久以来都颇为兴旺的重要精神成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对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后发国家对它们的敌视，并在世界范围内增进了它们的软实力。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减少或暂时停顿了对后发国家的援助，但不少后发国家的生存处境其实还在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近在第四次中非论坛上再次宣布提供上百亿元资金，援手非洲解决贫困和促进发展，是十分正确的举动。粮食问题是基本生存问题，对各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国际政治都关系重大。中国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和农业支持，不仅会积累国际道义，对自身的粮食安全也意义非凡，会刺激中国加强农业发展、提高粮食保障水平，防止出现粮荒。
  (作者系战略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