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暴力不能为城管与游商提供和解之道
  广州天河区城管前日遭到袭击，两名城管队员受重伤，一名袭击者已被刑拘，警方锁定其余嫌疑人，正在缉捕当中。据城管队员分析，本次袭击或是辖区内的游商发动，有可能是执法影响到小贩生意而遭到报复。这是与城管或游商有关联的最新一起暴力事件。此前在深圳、东莞及广州番禺区，两方都发生过程度不等的冲突，暴力阴影始终徘徊在城管与流动摊贩间。不过，此番不幸并非发生于城管执法过程中，因而袭击者显系蓄意，受伤的城管队员非常无辜。
  城管方面的推测并非正式指控，仍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任何对事件的定性都要等待司法程序确认。但无论倒下的是城管还是小贩，暴力都不是人所乐见的，那种伤害对谁都是同样沉重。如果不是为了各自谋生，城管和游商大可相逢一笑，绝不会在街头互相仇恨。暴力背后隐藏着致命逻辑。政府要做的不是寻仇，而是真正理解悲剧缘由，认真找出每一个问题的答案。
  这里不是讨论谁更值得同情，城管和游商都是被逼上街头巷尾的。前者是为城市管理的权力所迫，后者是为安身立命的稻粱谋。游商搏命求活的欲望无法用权力打压，城管愈加之压力，所得的反弹必定愈加厉害。这种常识不难明白。当暴力成为默许的常规管理手段，以暴易暴就成了必然，区别只是在何时何地发生，谁也不能预知后果。这种死结把城管和游商都裹挟进来。
  综合现有的冲突案例，暴力正在成为暴力升级的理据，这对城管和游商同样适用。比如广州城管部门希望建立城管警察，虽被主管副市长明确否定，但仍反映了城管提升街头强制级别的强烈诉求。在城管收紧日常巡逻的过程中，小贩也开始动用更加隐蔽、也更加暴戾的反击方法。双方在较量中失去了退路，要么紧张僵持，要么滴血对抗。达成和解如此艰难，也是如此迫切。
  诉诸武力根本不能化解矛盾，广州城管受袭就是其中一个注脚。遗憾的是，疏解问题的思路不仅没有任何地位，至今未能成为城管的选项，就连仅有的试点也无法走远。广州兴华街本月初试行给游商划定经营地点，不及半月就被撤销。这或与城管委挂牌后誓言清除游商的指导原则有关，可给出的理由是模糊的“争议较大”。谁在争议，争议什么，关键部分语焉不详。
  不难看出，暴力之外的解决思路没有获得主导地位，以至无法试验某些局部的和缓尝试。如果按照这个情势推断，广州城管遇袭很有可能被有关部门用来证明继续贯彻暴力压制游商的合理性，以不必要的悲情制造事由，为将来出现的不幸埋下伏笔。这样的暴力循环不制止，城市治理就关闭了协商和解的通道，暴力得以推波助澜。
  其实广州在实行大部制之后，城管以合并政府职能而扩大了权力，调整执法思路并非没有条件。一再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证明，固化现行的城管思路，实在有害无益。
  城管队员负伤或者游商染血，某种意义上都是现行城市管理惯性的恶果。必须警惕一种简单化的思维，那就是以为除了暴力之外，再无化解城管困境的途径。现实表明，这是一种被有意强化、且着力传输给公众的误解。更广阔的治理思考被不断抬高的暴力阻断了。面对一再发生的恶性冲突，实有必要回到问题的原点：城管从来不曾失去改良游戏规则的权力，城市管理走出歧路，重在自我修正。


街谈
广州人的“地下”生活
  广州人的城市生活越来越立体了。昨天媒体报道，珠江新城地下将分成四层，有车位，有换乘站，颇有几分电影中的未来世界的模样。不同的是，电影中的未来世界，是飞行器满天飞，看不到人，而未来的广州珠江新城，是车在地下，人在地上。地面原野牧歌，鸟语花香，地下则是各路变形金刚大集合，真是让人感觉很“穿越”。
  向下拓展的地方并不限于珠江新城。据说广州市综合性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已建和在建面积合计已超过100万平方米，未来5年待建总面积预计也将超过100万平方米。这中间包括了新电视台南广场、城市新中轴沿线、省纺织博览城市政道路和白云新城文化中心等地的地下。也就是说，只要广州人想“潜伏”，空间不是问题。
  广州人熟悉“地下”生活，流行前线就是著名的地下商业街区。原来的思路是人让车，地面是交通干线，地下也是交通干线，地下商业街区就夹杂在地铁和地面的商业街区之间，利用大家“在路上”的时间，硬生生做大，拼出一份时尚地图来。
  “地下”生活那么热闹，是因为地下便宜，可是流行前线逛起来并不舒服。从人让车到车让人是进步，好地段还是要留给普通人过日子。论语中的故事，马厩着火了，家庭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子退朝，最关心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可见人是重要的，车不过是人的马。
  问题是地面没有车的日子，马都被赶到地下的日子也不见得有多好过。珠江新城的最大卖点是CBD，胜在“中心”。因为是中心，辐射能力就要强，进得去，出得来，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立体。地下都已经分成四层了，立体的城市解决了交通的问题，出行方便了，于是可以有更多的人进进出出，从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让城市继续向上长，向下长。然后仍是车水马龙，没完没了。这就是城市生活——既吸引，也让人烦恼。
  珠江新城把车放到地下，当然还有更多的地方，人和车还在一起争地盘。车放地下的成本很高，城市不能变成一块地底下全是洞的蜂窝煤。
  当年人家说“手机戴套”很傻，如今“小车占道”也很傻，城市的问题就是这么层出不穷。大家追求更好的生活，奔着更中心的地方去，不停地制造问题。CBD的鸟语花香肯定只能是假象，什么时候大家能像嘲笑戴套的手机一样，调侃CBD人多车多的生活，我们的城市生活才可能有更多元的选择。□质数


批评/回应
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最好的约束办法
——11月20日社论《深圳“钓鱼”风波展现的法治意识和公众阴影》

  对于深圳市社保局涉嫌“钓鱼执法”的争论，昨日贵报社论在肯定这一事件中折射出来的公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也超越将问题一味纠缠于是否“钓鱼执法”的窠臼，把问题引至更为实质性的层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更好地化解定点医院与社保机构之间围绕公众医保资金的利益之争，可谓点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正如社论所言，姑且不论深圳市社保局的“钓鱼执法”经过一番细致的辨析，可以证伪“钓鱼执法”的嫌疑，单就是“钓鱼执法”本身，也有别于纯粹的执法机构对于普通公众的“钓鱼执法”，而是社保机构为维护公众的社保利益，对医疗机构进行的一种符合合同约定的“抽查式”监督。 
  仅从这一点上看，就说明有些在我们看来形同虚设的制度，正在发挥着作用。社保资金管理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属于监督和被监督者的关系，而被监督者受监督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公众社保资金资金利益受维护的程度。可以说，仅从社保资金管理部门能够有主动“暗访”定点医疗机构的自觉这一点来看，社保资金管理部门就值得赞赏。 
  不过，社保资金管理部门若要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利益，恐怕单靠“暗访”远远不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确保煤矿安全，的确需要执法部门时不时进行“暗访”，但从逻辑上讲，“暗访”不过是一整套制度的必要补充，不能取代制度本身，更不能与制度建设本末倒置。社保资金管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保证社保资金的安全和效益最大化，诚如社论所言，要靠一套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毕竟，那么多的定点医疗机构以及更多可能侵害公众利益的医生，即便社保资金管理部门“人人暗访，天天暗访”，估计也是杯水车薪。 
  那么，真正合理有效的制度在哪里呢？我不是医疗专业人士，只能从制度设计的原则层面提出建议。在我看来，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最好的约束办法。当下定点医疗机构之所以在突破医保规定上屡屡徇私舞弊，与医保资金报销没有合理的约束机制有很大关系。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本应处于动态监督的监督者，现在不幸成为了承担单纯的报销、出纳功能的机构，监督自然无从谈起。
  就像一块存放起来的肥肉，如果监管者没有严格的约束和监督手段，只是定期对符合条件的人进行“分肥”，注定会有不少人通过弄虚作假满足“分肥”的条件来中饱私囊。也就是说，在社保资金的管理上，社保资金管理部门更应该是一个医疗服务的购买者，而不是一个经手资金的出纳。而我们知道，任何购买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自然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货比三家，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或者服务。 
  事实上，专业的医疗保险机构，若要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医疗服务购买者的监督作用，首先自己要有具备专业医疗知识的人员，否则外行人监督内行人将会导致监督形同虚设；其次购买者在购买医疗服务的时候，就要与医疗机构就医疗服务的内容、监督资金使用的机制建设等进行谈判，通过类似于“招投标”的方式，让不同的医疗机构为争取到医疗定点单位而竞相提供更好的约束方案和更物美价廉的医疗服务；最后才是在制度的正常运行之下，监督者通过各种方式，对被监督者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查”。       □志灵


来信/来论
说说“数字”那些事儿

  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数字”的新闻。最近几天最受关注的有两件事：一个是钟南山院士质疑甲流死亡数字：“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一个是电影《阿童木》虚报票房，更进一步揭出“国内电影大片票房八成有水分”的惊人“潜规则”。
  说中国是一个“数字”大国，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提出异议。“数字”在中国人的评价体系里，占有绝对举足轻重的地位。小到学生的成绩，大到官员的政绩，哪一个不是由数字来评定的呢？数字如此多娇，引无数国人竞折腰。由此造成了一些人畸形的“数字”观，各类天方夜谭般的“数字”一个个粉墨登场，演绎出了多少现实版的拍案惊奇！
  曾经看过一则电视新闻，说某单位开展学雷锋活动成绩显著，两年来累计做好事两万余件。观后不由哑然失笑：原来，该单位做好事是一件一件数着做的。否则，全单位那么多人，又有两年的时间跨度，如此精确的数字何以得来？想来这所谓的“两万余件”应系“拍脑袋数字”。
  毋庸讳言，现在最热衷“数字”者当属一些领导干部。他们最喜欢用“数字”，最善于用“数字”。多少万、多少人次、百分之几，有的还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数。说者言之凿凿，听者却往往一头雾水。比如有的媒体在报道廉政建设成绩的时候，结尾常要来一句“×年来共拒贿、拒吃请折合人民币若干万元”。乍一听，这成绩确实令人振奋；细一想，又不知这“若干万元”的数字又是如何得出？有人送礼，你拒而不收，又怎知礼品价值几何？有人设饭局，你坚辞不去，难道还要问一下安排的宴席是多高的标准，喝的是否茅台“廉政酒”、抽的是否九五至尊“工作烟”，以备将来汇报廉政成绩时使用？因此，有时越是看似精确的数字，其水分也就越大。
  听一位记者朋友谈及，他到某企业采访，问及产值、利润，企业领导竟答：这些数字我们不敢做主，要按乡领导说的算。去问乡领导，则答曰：数字就不要写了，写少了显得我们没成绩，写多了又怕收费单位来“骚扰”。还有更离谱的，有人开玩笑说，根据某地每年上报的植树造林数字推断，当地不仅地上、路上、池塘里种满了树，连屋顶上也全部种上了树；而根据几年来的计划生育数字累计，当地不管男女老幼人均已经流产1.8次……这当然只是说笑话，但笑过之后却还是让人心生苦涩。
  不该出“数字”的地方偏出“数字”，该有“数字”的地方却往往是一笔糊涂账。这是为什么呢？在下绞尽脑汁想了3.14159265天，愣是没想明白。    □乔志峰